我是 1956 年从安庆考区考入交通大学的，当年国家决定原在上海的交通大学全部西迁到古城西安。那年的新生和要升到大二的学生全部到西安报到，计划第二年整体交通大学全迁西安。当时交通大学迁校的声势浩大，影响深广。按照那时的说法，在美苏争霸态势下，我们不能把国家宝贝都放在沿海地区，根据当时的“十大关系”原则，决定交大内迁是国家一大战略举措。迁校非常彻底，连一个木质花架都打包运到西安。那年夏天学校包有专列，每个人发了一张乘车证，我们新生就近上车由上海直达西安。

上大学第一年肯定都有很多新鲜感和好奇心，我最好奇的是想知道大学教授是如何上课的。第一学期只为我们这个年级大班安排了一位教授上课，那是讲高等数学的张鸿教授，也是学校的教务长。我们这个大班是由电机和电力机车两个专业共 7 个小班、约 210 人组成。当时的课堂礼节是，上课教师一踏进教室门同学们都自动起立，待教师还礼后大家又自动坐下。下课时老师说声下课，同学们又自动起立目送老师跨出教室门。我回忆这些是因为我最近在一所大学听课时，老师来上课或下课，同学们都稳坐不动。

开学不几天，终于等来了教授上课，这位张教授一进教室就对站立的同学们深深一鞠躬。他中等身材，带副深度近视眼镜，大约四五十来岁，讲课时节奏不紧不慢，声音不高不低。我开始听教授上课很感吃力，原因是他讲课看似从容，有时还停顿，但课后复习翻翻教材总有七八页、上十页左右，这大概也是教授上课的高明之处吧。记得中学老师上课会把一页书翻来覆去的讲上好几节课。现在不一样了，上课必须绷紧神经，还要边听边记，否则课后就无从复习。当我渐渐习惯这位教授的讲课后，也逐渐感受到教授讲课确实不一般。他上课时总是拿着讲稿，按照他的思路对教材进行加工和编排。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最大不同之处是从常量转变到变量，这位教授把变量的因果关系讲得惟妙惟肖。

记得有次他以教务长身份，给全校同学做关于大学生要尽快适应新环境，努力掌握学习主动权的报告时，谈到有的学生陷入男女恋情影响了学习，他巧妙的把数学中的函数关系用上了，他说“我们有的同学谈恋爱把自己变成了别人的函数。”引得满堂大笑，我们从笑声中体会到，教授就是教授，讲起话来既不枯燥乏味，又紧扣报告主题，风趣而切题。

这位教授在讲课时也常插以经典和妙语，耐人寻味，记得在讲到无穷小时，他说无穷小并不是表示没有，当我们深入后就像刘姥姥游大观园一样，满目新奇，大开眼界。当讲到导数 ex 求导时，他说这个数有点不讲理，不管对它求导多少次，它依旧是 ex，真可谓“孺子不可教也”。我顿时警觉起来，这位老教授是不是有点语带双关，令人想象。当然，教授没有这方面的意思，他满腹经纶，又异常谦虚。有次他的谦虚举动让我吃惊，那天上课一开始，他说昨晚答疑时有位同学问了书中一个问题，他没有答出来，并打算回上海时请教著书的作者（这位作者是交通大学的资深教授朱公瑾博士）。很难想象一位教师没有回答学生的提问不仅不掩饰，反而在更多的学生面前公开！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一位有学识底气的教授。现在想起来，这恐怕是张鸿教授在用言传身教的方法给他的学生上一堂如何老老实实做学问的课吧。这位教授的考试方法也令他的学生大感意外，学期快结束时，他说“这门课这次采用口试，5 级分制，一共有 25 道概念题，考试时每人抽一道题，再加点计算题，我先把概念题出好发给你们。”大家十分惊讶，我们从读书到现在还没有哪位老师在考试前把题目先发下来，这还是第一次。不过当我们把题目拿到手时，那种惊讶和高兴就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原来那 25 道概念题把全书的内容都包括进去了，几乎没有什么遗漏。我又一次感到教授就是教授，连考试的方法都不一样。记得我当时抽到的题目是“反函数及其求导法”，另外还有两道求导计算题。当我通过 20 分钟的准备后与这位教授相对而坐时，旁边还坐着一位为他批发作业和上小班辅导课的女助教，我显得异常局促紧张，他叫我不要急，慢慢讲。当我好不容易把准备好的内容讲完后，他又追问了两个问题，最后在我的记分册上重重的写上一个大写的“優”字，并签上了张鸿的大名。

1957 年当我升入大二时，交通大学全部西迁计划，经协当时一场激烈的争辩和商讨后，变成了分设上海和西安两地的安排，绝大部分专业两地都有，唯独运输起重系所属专业只设在上海，我所学的电力机车专业属于这个系，因此我必须转到我尚未到过的大上海。令我遗憾的是，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终身难忘的张鸿教授。

当 1957 年暑假到来、我将要离开这座古老的京城时，一种对古城的亲切感和留恋油然而生。那厚实古老的城墙，那雄伟壮丽的城楼，那纵横交错的规则大道，还有交大校门正对面规划中的兴庆宫公园，还有郊外那大马车跑过后的尘土飞扬，还有，还有，都变得分外可亲可恋。

这一年我们虽然生活在大西北，但由于当地党政部门的特别器重和优待，加之大西北百姓的纯朴友善，我们好像还是生活在江南鱼米之乡，当时的西安交大校园甚至还有“小上海”之美誉。

在我往后的人生经历中，我时常想起我的第一年大学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著影响和记忆最深的一年，它为我开阔了眼界，增进了知识，也使我结识了来自天南海北出类拔萃的莘莘学子。当然，还有使我终身受益的张鸿教授，张鸿教授的精彩讲课和谦恭待人的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良品质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西安时，张鸿教授既是学校的教务长又担任我们大班的高等数学课，而且两方面工作都很出色，我所接触的同学都对这位教授充满着敬意和好感。感到高兴的是，这位教授后来升任为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张鸿教授是一位典型的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一位难能可贵的认真工作的教育家，但不幸的是，这位多才多德的张鸿教授于1968年不幸因病逝世。